2016年，随着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移动直播等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在很多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的舆论生成演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移动舆论场加速成长，仍然是舆论发展的最重要平台。2016年，中国的移动舆论场载体趋于多元，热点转换频繁，总体呈现出以下特征：1.微信趋向平台化发展，易形成舆论潜流；2.微博探索多元化布局，舆情发酵能力重现；3.移动客户端影响信息获取和传播格局；4.移动直播普及，技术变革对移动舆情影响显现；5.知识型社群进入舆论议题设置行列。另外，移动舆论场还出现年轻网民进入舆论主场、网民分层，热点转移，中产阶层发声日趋活跃、依法治国推动全民法治意识增强，政法领域关切上升等现象。依法管网治网、网上群众路线、政务舆情回应、正能量传播等成为年度移动舆论场管理的热词。

    舆情传播特点与议程设置变迁

    （一）移动舆论场的舆情传播特征

    1. 跨媒介融合传播与溢出效应

    目前，多数热点事件的舆论生成，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心发散式传播或一般性的串联型传播，而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新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交融互动，它以最快速度实现最大范围扩散，迅速酿成公共事件。移动端舆情传播呈现出媒介交叉传播与整合互动的特点。微博充当了信息的二传手与舆论公共空间，微信“朋友圈”与微信群扮演了观点博弈与情绪趋同整合的角色，传统媒体则发挥深度调查的优势，推动事件走向纵深。

    同时，移动新媒体在热点舆情中的外部性问题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虚假新闻数量居高不下。此外，移动新媒体经常衍生出歪曲原意的二次传播，特别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式的标签化传播，隐蔽性、误导性很强。

    2.移动舆情的群体标签化传播

    在热点事件中，事件主角易被“标签化”，且常被扩大为某一特定群体。在移动舆论场，通过“贴标签”表达对社会事件及人物的认知和态度，已成为普遍的传播方式。由于网民对标签群体往往具有刻板成见，标签传播常常引发对这些群体的污名和争议。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抽样统计，2016年首发于移动新媒体的热点事件所涉及的职业群体中，官员、教师、警察、医生、学生等成为2016年移动舆论场中的高频词。

    3.显性传播与隐匿圈层传播

    微信舆论场生态复杂，显性舆论与隐性舆论并存。目前，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进行查看；对文章的评论经审核后可见；公众号文章的转发、点赞可以被外界监测，公众号属于显性舆论。“朋友圈”发布的内容仅特定群体可见，是“有限表达场域”，一定程度上属于隐性舆论。

    另外，微信群更容易集纳弱关系群体，存在大量非好友，异质性更强，且容易被监看，可视为显隐参半的场域。微信舆论的复杂特征，为移动舆论场整体的舆情研判与把握增加了挑战。

    （二）移动舆论场议程设置的嬗变

    1.移动网民的自组织演化模式——以“帝吧出征脸书”为例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动员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信息传播速度更快、社会参与度更广；二是在动员的机制上，很多活动不再依靠权威的官方组织，而是由职缘、趣缘、地缘等临时或志愿团体开展，虚拟的网络组织和活跃网民获取了更多的动员机会与社会资本。如2016年“帝吧出征脸书”，出征前，帝吧网民进行了周密的部署，组织起多个职能性的社交网络群组，各平台集聚的参与者被划分到不同的群组中，分别负责宣传召集、信息收集、表情包制作、资料翻译、监督与引导等工作，分工细致。不同于传统的网络动员，“帝吧出征”没有等级分明的实体组织，带有强烈的自发色彩。

    通过新媒体进行的社会动员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同时，部分网民逃脱法律和道德约束，进行负面的社会动员，误导民众，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2.移动舆情事件的传播分析——以魏泽西事件为例

    2016年4月12日，魏则西罹患“滑膜肉瘤”晚期而离世，这一个人事件引发高度关注，并演化为社会对医疗监管、网络治理等公共议题的讨论，与移动舆论场的交融传播有密切关系，前后有400多名活跃网民、300多家媒体介入。整体上看，事件基于魏则西父子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初级传播，随后被媒体记者引入微博舆论场，百度公关蹩脚的回应使其继续发酵，社交媒体交融互通的传播则使其成为热点，最终在主流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全民话题。

    3.舆论引导的“弹窗效应”——以人民日报客户端新闻弹窗为例

    当前新闻客户端主要采用信息订阅与个性化推送结合的模式。2016年，在一些热点舆情事件中，移动客户端借助弹窗的即时性优势，积极强化议题设置，在网络舆论场发挥导航仪作用。在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人民日报客户端围绕这一议题，积极通过新闻弹窗向1.6亿用户第一时间推送《习近平打破关于反腐的五种论调》《全面从严治党当破三个误区》《从严治党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等系列文章，解疑释惑，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与舆论引导。

    2016年移动舆论场的引导

    1.紧扣环境变化，探索依法治网

    移动互联网良性发展的根基就是依法办网、依法管网、依法治网。2016年1月，已经颁布逾10年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布，规定多类新媒体，包括具有新闻舆论或社会动员功能的应用程序都要纳入管理范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开专题座谈会，就网站履行网上信息管理主体责任提出了八项要求。11月，我国第一部网络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通过，从专业角度界定了网民的权利和义务。

    从具体领域看，移动视频直播治理是2016年移动互联网依法综合管理的重要部分。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1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12月，文化部印发《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一系列治理行动，为移动视频直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2.践行网络群众路线，推进政务舆情回应

    2016年下半年，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两个文件，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时效和处置原则提出具体要求。通过网络群众路线发现问题，以坦诚积极的态度进行回应，有助于促进网络环境的良性循环。

    3.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优势，做强网络正面传播

    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在移动舆论场引起热捧，累计播放量超过1000万人次；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话题创下63.9亿次阅读的纪录……这些正向传播案例，有力地对冲了移动舆论场中的负面情绪。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发展一批有影响力的政务新媒体，是移动舆论场平稳有序的保障。截至2016年11月底，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164522个，政务微信公众号总量超过8万，还有越来越多的政务机构入驻企鹅号、头条号等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客户端。

    4.发展网络统战，做好“意见人士”工作

    2013年网络秩序整治以来，网络活跃人群的构成发生较大变化，许多无所不谈的时政型“意见人士”逐渐淡出，专业型“中V”、垂直类自媒体进入网络移动传播的强势阵营。2016年，中央统战部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帮助这些有影响力的网络个体提高对网上信息的甄别能力，和在事件评论中的尺度把握能力，促进其理性、客观表达，最大限度地避免其成为谣言、虚假信息和偏激观点的再传播者，对舆论场净化有重要意义。